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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北京地名中的冷知识
发布时间:2024-11-24        浏览次数:13        返回列表

  原标题:再谈北京地名中的冷知识

再谈北京地名中的冷知识

  《北京地名中的冷知识》在《北京晚报》见报之后,引起一些读者的兴趣。他们认为仍有许多北京地名令他们不解,尤其是怎么有那么多冠以寺庙名称的,那么多古怪异趣的地名等等。希望能有所补充,增加一些内容。地名中蕴藏着人文、历史和地理诸方面的内容,乃至出现了独立学科——“地名学”。北京的地名,并非一两篇文章可以说得清道得明。为此,笔者略作补充,借以抛砖引玉,让更多的专业人士来叙说更多的北京地名知识。

  一 岁月留痕有古庙 

  京城谚语中有“明朝修庙,清朝修道”之说。明代曾在北京大修寺庙,至今遗存下来的古庙多是明代所建。民国时对京城寺庙有所统计,当时虽不是寺庙最多的年代,但仍数目惊人。1928年“北平特别市寺庙登记”有1631处,1936年“北平市政府第一次寺庙总登记”有1037处,1947年“北平市政府第二次总登记”有728处。这些登记的寺庙仅限于城区和近郊区,离市区再远的及一些较小或私家的小庙不在统计之中,紫禁城里的寺庙及皇家坛庙也未在登记内。

  如此众多的寺庙分布全城,使得老北京城庄严肃穆,古色古香。不过因历史变迁和时代发展,许多寺庙已不存在,其岁月留痕则被保存在地名中了。如今,不但寺庙名保留在街巷、村庄的名称上,有些还成为公交和地铁的站名。

  公交104路、108路有大佛寺一站,是美术馆北的一站。何谓大佛寺?知之者已不多。但在《宸垣识略》一类古籍中有“普德寺俗称大佛寺”,普德寺在“王府街北柴市口稍南,建置岁月无考”的简单记载。从记载中得知大佛寺是普德寺的俗称,因庙内有一尊大阿弥陀佛;“岁月无考”则是年代久远之故。大佛寺在历史上也有不少轶事:清代善扑营曾在此设跤场训练跤手,一个个身强力壮的“巴图鲁”在此掼跤为乐;办过“集善粥厂”,救济食不果腹的灾民。如今,大佛寺不在了,但作为地名则要永久保存下去。

  朝阳区通往通州的大路旁,有慈云寺的地名。慈云寺非等闲小庙,而是颇有来历。据考证,该庙建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是“敕建”的,专供清帝在去东陵或承德时停留休息,庙内的大雄宝殿曾设有“御座”。慈云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后被拆。

  朝外地区的神路街和东岳庙有关,相传是东岳庙内主神东岳大帝出行之路,故称神路。

  北京至少有三处法华寺,其中东四报房胡同的法华寺与历史事件关系重大,曾是1860年签署《北京条约》的所在地,戊戌变法时又是谭嗣同与袁世凯秘密会面的庙宇。虽是东城最大寺院,且是“敕建”,但拆了后无人再提起。崇外法华寺名不见经传,又不是敕建的,属于很普通的寺院,且又破又旧,但很有名气,原因是崇外法华寺出现在地名和公交车站上了。南来北往的人都知道了法华寺街、法华寺东街和法华寺站。

  北京直呼寺庙名称的地名很多,如黄寺大街、护国寺街、隆福寺街、嵩祝院西巷、夕照寺街、白云观前街、真武庙头条、长椿寺街、法源寺后街等等,不胜枚举。但西城的太仆寺街与寺院无关,太仆寺是明清两朝养马饲马的衙门,不是庙。留在地名中的寺庙有些不是寺庙的正式名称,仅为俗称,如红庙、白庙、黄寺、黑寺、双寺、三庙等,都只是俗名,妙应寺以白塔寺、觉生寺以大钟寺之名留在了地名之中了。

  当然,更多的地名有了变化,把“寺”字去掉了。如千佛寺胡同改称千福巷、净土寺胡同改称净土胡同,慈慧殿改慈慧胡同,弘福寺改洪福胡同,华岩寺改华岩胡同,三塔寺改三塔村,黑塔寺改黑塔胡同,能仁寺改能仁胡同,善果寺改善果胡同等。据不完全统计,仅东西城这种改动就有60多处。

  还有些借用谐音将寺庙融入地名。如十方院改称盛黄胡同,五圣庙改武胜巷,弥勒庵改民乐巷,清虚观改新秀巷,城隍庙改成方街等。在近几十年中的地名改动中,也有相当多曾为寺庙名称的街巷被彻底改动,如不查阅有关资料很难知其详情。像东城区的火神庙胡同改称春雨胡同、娘娘庙胡同改称月光胡同,另一火神庙胡同改称焕新胡同,三忠祠改为忠实里,小七圣庙改桃杨路;玉佛寺胡同改玉芙胡同,显灵宫胡同改鲜明胡同,观音寺街改国英胡同,舍饭寺胡同改民丰胡同,阎王庙街改迎新街,玉虚观胡同改诚实胡同,马神庙胡同改培英胡同,斗母宫改称永胜巷等。此类改动在郊区也存在。

  近代以来,寺庙的宗教祭祀作用式微,但作为岁月留痕和历史掌故,记录着古城的春秋,同时,留在地名中会一代代传承下去,谐音或彻底改动的则是“古为今用”。现代人可以借鉴历史来编置地名、景物名称和公交、地铁站名。

  二 奇而不怪有典故

  北京有许多稀奇古怪和人们不太理解的地名,溯其缘由都是冷知识。

  有些地名听起来很有趣,如东城有顶银胡同,人们可能以为此胡同与“银”有关。其实“顶银胡同,明朝属明时坊,称赶驴桥。清朝属正蓝旗,乾隆时称大、小顶银胡同”。洋溢胡同在明代称扬州胡同,清朝称羊肉胡同,民国时不知何故改称洋溢胡同这样很抽象的名字。在洋溢胡同附近还有侯位胡同,侯位既不是人名也不是官衔,让人觉得怪怪的,此地名至今尚无人知道来历,只知道是1947年才有的名字。与侯位胡同相通,有八宝楼胡同。据《东城区地名志》云:“八宝楼胡同,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称八宝楼。据传此胡同曾有一两层小楼,楼下是一间很大厕所,臭气难闻,人称‘粑粑楼’,后为文雅中听,改称八宝楼。”

  无独有偶,在海淀成府地区有一条胡同俗名就叫臭胡同。当年海淀街上少有公厕,不少人会躲进这条小胡同内方便。天长日久,此处终日臭气熏天,人们称之为臭胡同,民国十七年(1928年)改称新胡同。

  在今天的西城区有大安澜营、小安澜营、小安澜营头条、二条、三条等与安澜营有关的胡同。安澜营原来是安南营谐音,明朝时有境外异族入侵,其头目被俘后被朝廷“赦免”,为防止他们再兴兵作乱,将重要头目安置在此地兵营中监视居住,称安南营。自明代始成为地名,清代沿用此名。1965年整顿地名时,认为安南是越南的旧称,故改为安澜营了。东城的民安胡同也称安南营,可能与安澜营的含义相同。

  在老北京还有一处关押外国俘虏的地方,就在今天的南馆公园内。史载,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一股入侵我国东北的沙俄军队被清军击溃,俘虏了一些哥隆克兵和东正教神职人员,他们被关押在此。清廷对他们宽大处理,提供住所和钱粮,还允许他们在此建了尼古拉教堂,俗称南馆。沙俄把南馆一带视为自家领土,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进攻东直门、朝阳门和东便门的沙俄部队就是由在南馆居住的沙俄战俘后代和传教士带路。后来,在此地建了南馆公园。

  北京城里除景山、北海和东郊九龙山、西城兔儿山外是没有山的,而东城地名却有“沙土山”,沙土山在崇文门外东南隅,是人工堆砌的小山。相传在清末民初之际,这里是加工小盐(土盐)的地方。这种盐是从京郊盐碱地的土中提取的,又苦又咸,但比海盐便宜。盐碱地系沙土土壤,提取了盐后只剩下沙土,天长日久成为了沙土山。沙土山有3米多高,200余米长,不是很大。后来不允许提取小盐,此地渐渐形成了棚户区。如今,沙土山已经消失,但留下了沙土山一巷、二巷、三巷和四巷的地名。民国二十二年出版的《北平地名典》上已有了沙土山一巷至四巷的地名,并相沿到今天。

  北京有些地名既奇怪又有趣,东城今有旗杆胡同,而在清代称“十根旗杆胡同”,一个长百余米的胡同居然有十根旗杆,很是奇怪。按旧例,大的寺庙门口会有两根旗杆,但这条胡同内没有大的寺庙,又何来十根旗杆呢?留下了谜。在东城有豆腐池胡同,做豆腐只用锅、盆、桶之类容器,岂能用池?原来是从豆腐陈胡同演变而来,明代称豆腐陈胡同还是靠谱的。东黄城根南街、北街,最早称“火道半边街”,名字很怪。古代有火道、火弄一类原始防火措施,火道后来演变成大街,火弄演变成胡同,半边街则因为东黄城根大街一边是皇城城墙之故。 

  三 妙趣横生地名对

  北京地名五花八门,寓意深刻,产生了以地名做对联的文字游戏,被称为“地名对”。这种对子并不写出来贴出去,只是保留在一些文人笔记中,或口头流传。

  地名对言简意赅,但有的有典故和故事,使地名对的意义超过了文字游戏范围。清末蒋芷侪在其所著《都门识小录》中,就有不少地名对的逸话,其中煤山对炭海就很有趣。他称:“地安门内之景山,一名煤山。天安门内之广庭,一名炭海,恰与作对。”景山俗称煤山,传辽金时,曾在此处积存燃煤以备不虞,故有煤山之称。所谓炭海则在“天安门之广庭”,是今天的天安门广场地区,还是今天午门一带,在《都门识小录》中没有说清楚,而明清两代记述紫禁城或北京的史料书籍中也没有有关记载。正如《都门识小录》所云:“七百年来,炭海之名,知者鲜矣”,成为了谜案供后人去探讨了。但煤山对炭海的地名对则天衣无缝,恰到好处。

  此类有典故的地名如崇文对宣武也很有趣,既是两座城门之对,也是以前两个行政区之对。崇文的含义是文教宜尊;宣武的含义是武烈宜扬,城门名称的含义如何,已很少有人去计较,但两个城门或两个区的地名对对仗工整,符合“家对国,武对文,四辅对三军”的声律标准。如果将崇文对宣武的地名对含义延伸到“崇文铁龟”、“宣武午炮”及什么“税门”、“酒门”、“死门”、“鬼门”等历史内容中,恐怕就是半部生动的北京史了。

  地名是历史的活化石,这些地名被人们攒成地名对之后,流传甚广,颇为有趣。像臭水塘对香山寺、奶子府对勇士营、王姑庵对韦公寺、单牌楼对双塔寺、六科廊对四夷馆等,都是已经消失或“更名换姓”的老地名,现今老人们忘了,年轻人不知道,但作为地名对流传下来,会丰富人们的历史常识。银闸对铜井、沙滩对海淀、南苑对北辰、红庙对黄寺,天通苑对地兴居,不但对仗工整,而且富含典故,如一一解读肯定是妙趣横生。

  北京地名对最早出现在明代,但一直以口头流传为主,人们在酒后茶余以此为乐。到了清代开始用文字记录。据《都门识小录》作者云,他在宣统年间的《帝京新闻》上见到了文字版的地名对。他称“有蒙古巴里克杏芬女史所辑京师地名对,颇为新颖”。巴里克杏芬系蒙古族女学者,居京多年,对汉文化颇为喜爱,时而与人吟诗作对。她所辑的地名对可算是精品,在声律对韵上无懈可击。如,天妃宫对地藏寺,合乎“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雷阴阴、雪蒙蒙,开市大吉对万事亨通”的声律和平仄关系。不过这两个景物已不存在。地名对中的天妃宫据考在东四北大街的马大人胡同内。马大人胡同也称马定大人胡同,今称育群胡同。胡同内天妃宫已无遗址可寻。地藏寺北京至少有3处,至于称地藏庙、地藏庵的也不少,都与地藏菩萨有关。天喜庙对地安门。地安门谁都熟悉,但天喜庙就鲜有人知了。在《北京寺庙历史资料》中已无记载,可能在民国前已移做他用。天神坛对地藏洞。天神坛在先农坛内,地藏洞在京西万寿寺内。

  巴里克杏芬所辑地名对中,以“天”字打头的有好几个,如天圣宫对地祗坛、天师庵对地藏殿、天齐庙对地藏庵等。如今这些地名只留在史料中了。不过还是有线索可寻,如天圣宫在北新桥三条胡同内,天师庵在东华门草厂胡同内,而天齐庙则指的是朝阳门外的东岳庙。东岳庙在元代时曾有天齐庙之称。巴里克杏芬辑的地名对中,有些与佛教有关,如色空天对欢喜地。明代米万钟在海淀的勺园内,有一景物的题额就是“色空天”。“欢喜地”是佛教用语,是佛教修行者理想的境地,许多寺庙都有这三字,八大处公园内一座牌楼就题有欢喜地三字。甘露殿对太阳宫、霞公府对斗母宫亦是有宗教含义的地名对。

  巴里克杏芬的地名对中与胡同有关的很多,如雹子对云儿、冰窑对雪池、云洞对烟郊、烟阁对月墙、甘雨对朝阳、夏甸对春亭等。雹子胡同又称报子胡同,在今天西四北。甘雨对朝阳中的朝阳,不是今天的区名,当年在灯市口大街有一小巷称朝阳胡同。甘雨胡同还在,胡同曾有干鱼胡同之称,因不雅而改称甘雨胡同,在东城灯市口南。像铁影壁对木栅栏、八王坟对九爷府、菜户营对海户屯、草厂对肉市……都很有趣。这些对子中的地名有些至今还在。

  清末民初之际,以地名做对游戏的人不少,其中一些地名对是“佳对”。如五道庙对八间房、牛角湾对驴蹄巷、娘娘庙对姑姑寺、公主坟对王爷墓、甘石桥对苦水井、白马坑对黑龙潭、穷汉市对富贵街等。这些地名有些在清末民初时还存在,后经几次改换地名,有些用了谐音。

  将胡同名称前两字为对者的例子也不少。像银碗对瓦盆、喇叭对铃铛、银闸对铁门、秤钩对扁担、青塔对白庙、牛街对马道、洋洋对嘎嘎等都是胡同名称,这些胡同虽有些“更名换姓”,但回忆起来亦是趣味横生。

  地名对不像门联那样,昭显一个家庭的生活理念和家风;也不像寿联那样庄重严肃;更不像挽联那样悲悲切切、凄凄惨惨,地名对读起来似是玩笑,其实也是一种“冷知识”。

  四 文人更喜老地名

  北京地名所具有的魅力自然也受到文人学者的喜爱。他们往往会在自己的著述、日记和回忆录中不断提起,尤其在二十世纪之初至本世纪,以鲁迅、老舍、梁实秋、周作人等,到现代的一些作家,如邓友梅、邵燕祥、肖复兴等的作品都少不了北京的地名。

  邵燕祥是出生于北京的诗人、作家,他在2020年出版的《胡同里的江湖》一书中,有不少关于北京地名的“冷知识”,因是作者亲身经历、亲身听说,是很可信和可靠的。在辛亥革命前,老北京没有正规的路牌,地名往往是口头相传的,电影或电视剧中,在清朝时马路上有某某街、“菜市口”等路牌,纯属编者的想象。在民国之前,北京地名中没有“路”之类称呼,今天的留学路、正义路都是辛亥之后的产物。

  在《胡同里的江湖》一书中,作者提到了“万历桥”这个消失多年的地名。所谓万历桥又有万里桥之说,具体地点在朝内大街上,离东四十字路口和朝内南、北小街口不是很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此处曾有“糖市”(副食批发早市),后来在这里建了朝内菜市场(北京四大菜市场之一)。邵老先生认为万历桥“是明朝万历年间在那儿修过一座桥,桥下应有水。经过三百多年的变迁,谁知哪一年起水就没了,桥也废了,就跟南城的虎坊桥一样,空留下个名儿”,并说“万历桥的地名早已并入拐棒胡同。桥不在,名亦不在,其地犹在”。

  北京地名中称桥的很多,天桥、北新桥、甘石桥、酒仙桥、东大桥、太平桥、红桥、霍桥等都曾有桥,而今已无踪影,但留下了地名。不过郊区一些桥,如洋桥、草桥、白石桥、黑桥、双桥、五虎桥等仍然有桥、有水,地名名副其实。邵燕祥生在东四礼士胡同,他对礼士胡同地名来历自有一番解释:“那个古称‘驴市’的胡同,的确早已一扫几百年前的驴市景象,都说乾隆时候的刘墉(石庵)宅邸就在这里,能想象一个内阁大学士卜居驴市吗?说不定就是从他那时候改叫‘礼士’胡同的”。礼士胡同还有驴屎胡同之称,比起驴市来驴屎更不雅,难怪被谐音了。

  邵燕祥对北京地名所蕴含的人文、历史内容情有独钟,在他的书中不断提起北池子、琉璃厂、粉房琉璃街、翠花胡同、西颂年胡同、金鱼胡同、镇江胡同、灯市口、北锣鼓巷等,作者并不刻意对这些地名溯源,而是从中揭示出许多自己经历过的历史细节,对于后代人是有启迪作用的。

  北京地名的魅力不只吸引邵燕祥这些文人学者,近年出版了冠以“棲凤楼”、“东总布胡同”、“朝内大街”及“地安门西大街”为名的许多专著。除地安门西大街外,其他地名均与中国文联、中国作家协会有关。当年这些机关的办公处和宿舍均在这些胡同内。文化人将其编入著述中是很正常的。虽书的内容不相同,但京城地名都是关键词。北京的地名还不断出现在戏剧、电影、电视剧的剧名中,如《箭杆河边》、《龙须沟》、《钟鼓楼》、《夕照寺》、《正阳门下》等,乃至台湾的李敖还写了本《法源寺》的小说,虽然他没有搞清法华寺与法源寺的关系,但是地名都是真实存在的。“文革”前创作的北京曲剧《箭杆河边》中的箭杆河并非虚构。箭杆河在顺义区东部,是该地主要排水河。据说当年剧的编导人员和演员曾来此体验生活,寻找创作灵感。

  在自己的作品中,大量使用北京真实的地名,当属老舍。在他的京味小说中,这种例子很多,并且有了专著来研究。

  《北京晚报》上刊登的《日军如何“毒”害北平》一文揭露了日伪期间日本侵略者如何用鸦片等毒品毒害北平人的史实,这也可以从北京地名中找到佐证。如白广路附近的德源胡同便是一例。据《宣武区地名志》载,德源胡同原称峨眉禅林,又有观音庵、净土寺之称。1965年改地名时,定名德源胡同。此地曾是荒地和野坟,“原来住户不多,1937年以后,住户逐渐增多,而且多为朝鲜人和日本人,房屋多为日式木质建筑,当时改称德源里。所居之朝鲜人和日本人多以贩卖烟土为生”。当年居住在德源里的日本人与朝鲜人,并非是正经侨民,而是一些以走私、贩毒为业,带有黑帮社会色彩的“浪人”,同时也是充当侵略者帮凶、打手和告密者的秘密人群。

  儿化音是北京话的特点之一,在地名中有所体现。如说城门时,大多门不是儿化音,但东便门、西便门的门,可带儿化音;公交车说的前门上后门下的门要有儿化音。像铁门胡同的铁门要带儿化音才好听。北京带“口”字的地名不少,如菜市口、珠市口、吉市口等,口字要带儿化音,说起来才有“北京味儿”。前门大栅栏是比较特殊的读音,但双栅栏胡同、木栅栏胡同等的栅栏也要带儿化音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