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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在考察调研广东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不能走脱实向虚的路子，必须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广东要始终坚持以制造业立省，更加重视发展实体经济，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建设更具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总书记的指示对于我们理解方方面面的工作，都有深刻指导意义。例如我们如何发展壮大数字经济、如何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相融合？作为一个初步思考，本文提出关于“包容性数字未来”（inclusive digital future）的理解，强调基于实体经济发展需求来促进数字经济壮大，从促进而不是排除多数劳动者和普通人参与发展过程的角度去思考数字技术进步以及数字化转型。只有使得新技术同生产劳动者的实践紧密相联，在技术急速进步下实现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增长，才不会是奢求。
图源：网络
★本文作者：
蒋余浩，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一、数字技术与包容性增长
当前的数字技术发展，并不利于包容性增长。众所周知，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背景下，以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如ICT，以下简称新技术）突飞猛进为特征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已经成为加剧全球不平等状况恶化的重要因素：
一方面，如美国的专注科技创新和新技术研发，无法对其本国实体产业空心化或制造业衰败等发展不均衡问题提供有效应对，国内无力跻身高新科技、高端服务业的家庭难以分享新技术革命红利，引发“逆全球化”浪潮和反技术进步的新鲁德主义（Neo-Luddism）运动；[1]另一方面，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形成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新技术驱动产业发展和出口的效应日益明显，但全球价值链既没有扩大就业，也没有促成与出口相关的技术和组织效益在整个经济中扩散，相反由于新技术节约劳动力和节省资源的作用，削弱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在非技能劳动力方面的传统比较优势。[2]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下欠缺包容性的增长格局，是当前的科技创新和新技术发明局限于少数国家和产业领域、限制了多数人实质性参与新技术革命过程的发展后果：
（1）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下新技术革命所践行的主流技术路线，是一种与劳动生产实践相脱节的技术实现方案，科技创新和技术研发并不满足生产过程的实际需要，层出不穷的新技术产品难以有效融入诸多实体经济领域，无法为既有生产和生活方式赋能；
（2）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是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的国际化结果——全球价值链建立在产品内部分工的基础上，研发、原料加工、零部件制造、产品组装、销售等不同的劳动任务被分派到不同国家和地区，分享了产品增加值的不同份额——新技术革命强化而没有变革其日趋僵化的劳动分工，使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难以通过参与全球化过程获得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升级及创新能力提升的机会。
为切实推进包容性增长，我们有必要从理论上反思那种脱离生产实践、强化福特主义僵化劳动分工的技术路线，探索更具包容性、更有利于在广泛的经济领域生长和扩散，增强普通劳动者群体发展能力的科技创新和新型技术。
二、数字化技术的“生产率悖论”
对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的批评由来已久。1987年，该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新古典增长理论创始人罗伯特·索洛（Robert M. Solow）就提出一个著名的“生产率悖论”，质疑迅速发展的IT产业对生产率推动作用微乎其微，用他的话说：“计算机随处可见，除了在生产率统计数据里”。根据美国统计数据，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增速在近年显著下降。例如，2004年至2014年，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0.4%，是1890年之后的历史最低；2005年至2016年，美国总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1.3%，不到此前十年（1995年至2004年）年均增长率2.8%的一半。此外，劳动统计局一项数据更显示，1989年至2000年间美国制造业生产率年均增长为4.1%，而在2007年至2014年，吸收了信息技术革命收益的制造业生产率则下降到年均增长1.7%。索洛指出的悖论，在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得到更大发展之后依然有效。
其实，有关数字化技术能否带来社会效益整体增加的争论，在近年已愈演愈烈，近期如ChatGPT等新兴智能技术的火爆出圈，更将这种争论推向高点。但是，如同加拿大著名经济学家利普塞（Richard G. Lipsey）曾指出的，经济学家对静态数据的强调，有可能忽视“技术”拉动经济增长的微妙机制。看待技术进步，当然需要观察其是否提升既有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精度和强度，但更应分析是否具有创新这些方式从而开放出更大的生产力和创造力的潜能。
新技术革命发展迄今，收获的成就多集中在以机器提升既有工作精度和强度的可能性较大的领域。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借此来解释最近几十年美国生产率增速变动的情况：首先，经过长达近三十年的发展和融合，在20世纪最后10年的中期出现新技术重大革新，如互联网、网页浏览器、搜索引擎和电子商务等，带来了商业实践的普遍变化，由此产生从1994年至2004年这十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高达1.03%（在1970年后已有很长时滞）；但是，这一轮成效只是源于对有限范围内某些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提升，新技术还没有展现出改变更为复杂的领域的潜力。例如，到目前为止，智能手机在办公室主要用于个人活动；电子商务在整个经济中所占比例太低；数字技术与金融业和银行业的结合没有减少企业对财务会计等专业人士的依赖，也没有抵消银行实体网点扩张的意愿。戈登总结指出：“上文讨论的每个部门（办公、零售、金融、银行）都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发生了根本性和革命性的变化。只是在过去10年，计算机硬件、软件和业务方法僵化为一套缓慢变化的惯例。”（戈登：《美国增长的起落》，第558页）
不过，戈登等技术悲观主义者把新技术的发展前途看得太过暗淡，难以揭示非包容性技术路线的弊端所在，并且更无法就探索包容性的技术路线提供思考。
三、既有新技术对生产劳动经验的排斥
当前新技术的创新和应用是一种非包容性的技术路线，是一种以“孤岛先锋主义”（insular vanguardism）形态而存在着的技术形态：虽然新技术话语充斥了全球舆论场，仿佛任何地区的任何人都唾手可得，但是，创新活动和应用实践主要局限在少数前沿区域以及少数前沿产业和企业，相对少数的人群从中获益，大多数普通劳动者群体被排除在外。
可以从如下几组数据大致了解上述状况：2014年，OECD研究全世界2000家研发投入最大的公司，发现前5%的公司拥有全部研发投入的55%，发明专利等研发成果多集中于这些少数公司；与全球制造业中心在最近几十年不断发生位移、经常出现多中心并立的情况不同，世界科技创新中心一直是硅谷、纽约和伦敦等少数几个地区；即使在平均教育水平较高的欧洲，研发强度也始终是德国、英国、法国、比利时和奥地利等少数国家的少数地区最高，扩散效应极不明显；研发费用和专利拥有量最多的前20%的OECD国家和地区，占全部OECD研发投入的65%；从2000年到2013年，OECD研发投入最多的前20%的地区，高新技术产业从业人员的占比从25%仅上升到33%，而专利拥有量占比则从44%上升到50%。
这些数据至少部分说明，当前的科技创新和新技术发展实践已经成为少数发达区域、少数高科技企业推动下的游戏，而与扩大就业、发展制造业实体经济、甚至促进科学技术进步等发展目标相脱节。一位新技术浪潮的先行者——PayPal的创始人、Facebook的首个外部投资人彼得·泰尔（Peter Thiel）——也批评过当前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发展的状况：当我们的社会需要大量复杂的、能应用于能源、交通、健康、航空航天领域的硬技术时，硅谷却从开发半导体和计算机硬件转到了低成本的山寨应用程序上。
新技术之所以产生“孤岛先锋主义”效应，正在于当前的技术路线是难以给劳动生产实践带来巨大变革的非包容性技术路线。我们知道，新技术革命之所以能获得广泛的期待，就在于其在理念上许诺了对既有生产和生活方式的颠覆性变革，倡导打破常规和机械化的重复、将创新引入日常习惯和制度安排中。然而，让我们看看生产领域的状况。曾在大工业化时代作为最先进生产方式的福特主义模式，如今已日益僵化：福特模式在生产上对企业规模和机械化生产流程有很强的依赖，劳动分工上的职位分化和等级制严密而稳固，既不能满足中小微企业创业需要，也不能适应当前消费者对于个性化、定制化商品的需求。早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创造出“团队合作”“零库存”“迅速换模”的生产方式，灵活地满足消费者多样化和个性化的产品要求，已经形成对福特主义大批量生产模式的挑战，新技术革命所承诺的低成本技术应用和融合、大数据技术实现资源共享和非竞争性、技术扩散速度快、新商业模式应用范围和领域广等理念，都是对丰田生产方式开启的“后福特主义”的拓展。但是，在实践中，新技术创新和应用却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日益僵化的劳动分工，孤岛式地局限于资本和技术能力原本就十分集中的领域，巩固在规模效益和集中化管理方面有很大优势的巨型企业的竞争地位，不能不让人深刻反思。
究其原因，当前主流的新技术发展路线本身就是某种“脑力vs.体力”二分法的僵化劳动分工的产物，在盛行的经济政策、管理体制、创新融资制度、知识产权体制等制度条件共同作用下，日益排斥劳动生产过程中日积月累的实践知识。彼得·泰尔曾很不满地指责：“我们想要一辆会飞的汽车，得到的却是140个字符。”空想出来的这140个字符有经济政策、管理层、科技精英、专利保护和风险投资等制度作为增值的保障，劳动生产过程中的实践知识能获得什么重视？
在思想理论上，这种状况也被僵化定型：经济学在边际主义革命之后，不再容纳对于生产过程的关注，仅通过交换和相对价格的概念来考虑生产过程中的劳动，丰富的劳动生产实践被简化为市场竞争中的一个抽象因素（Unger，The Knowledge Economy，p.251.）。
简言之，从日常生活到思想学术，劳动都被贬损为没有什么附加值的“体力活”，劳动者不再是生产活动和经济发展的主体，科技创新和新技术研发从“手段”变成了“目的”。
四、基于实体经济发展需求推动数字化
新技术与劳动生产过程的脱节，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孤岛先锋主义”效应，即难以从种类繁多的实体产业的具体需要出发来探索新技术，数字技术所承诺的那些先进理念和未来想象难以真正融入更广泛的生产和生活领域，促动更深远的变革。
在现实生活中，未经反思地大力推广既有技术的应用，可能会扼制更丰富的发展可能性。著名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在近期提出“错误类型的人工智能”的讨论，就是对这一状况的警告：近期的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倾向于往自动化方向发展，对于创造可以提高人类生产率的新路线关注不足；如果人工智能发展趋势进一步坚持自动化，则意味着错失具有更好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正确”人工智能的发展前景。阿西莫格鲁等指出“正确的人工智能路线”：“由于人工智能不仅仅是一组具有特定的、预先确定的应用和功能的狭窄技术，而是一个技术平台，因此它的部署远不止自动化；它可以用来重组生产流程，为劳动力创造许多新的、高生产率的工作。”（ Daron Acemoglu & Pascual Restrepo，《错误的人工智能路线?人工智能与劳动需求的未来》，王婷、马太平译，贾开校，载《实验主义治理》微信公号）无论如何，数字时代的包容性技术路线，要求的是能充分变革劳动生产实践、提升劳动者能力的技术路线，在其中，各种数字技术可以是辅助性“手段”却不能成为发展的“目的”，这样才能有助于克服先进技术的“孤岛先锋主义”效应、实现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深远变革。
那么，如何才能突破孤岛先锋主义？我们提出一个“包容性数字未来” （inclusive digital future）的概念，用以刻画值得追求的数字技术发展前景，即以基于实体经济发展需求为目的，促使数字技术围绕劳动者群体、普通个人能力的提升来展开研发和应用。这种路线图并不反对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发展，但要求从促进而不是排除多数劳动者和普通人参与发展过程的角度去思考技术进步以及数字化转型。只有确保丰富的生产劳动经验（以及普通人生产和生活经验）作为数字技术发展的主导理念，由此开发出的数字技术及其产品才可能更有效地融入丰富的生产劳动实践过程中，为这些生产劳动实践带来“赋能”的效果。
在当前，僵化劳动分工以及基于这种分工理念的经济政策、管理体制、创新融资制度、知识产权体制等制度条件，共同阻碍包容性数字未来的创造。如何彻底改变这种制度环境，是需要持续思考的重大课题。两位先进制造的研究者指出：“如今大多数新技术初创公司都来自大学研究机构，并由研究人员、博士后和研究生创立。这些创业公司熟悉研究，但不懂生产。”（威廉姆˙邦维利安、彼得˙辛格：《先进制造：美国的新创新政策》，第309页）这个有益的实践观察至少揭示出在目前可以作为切入口的一项革新措施：创建机制，激励多方参与者协同努力。
这方面目前已有一些值得推广的经验。例如，工信部从2019年开始连续数年，贯彻国务院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指导意见，加快推动跨行业、跨领域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其中如2019年就进入清单的树根互联根云工业互联网平台，为装备制造、钢铁冶金、汽车整车及零配件、电气等多个工业细分行业近千家企业提供工业互联网服务，此外还助力环保、铸造、纺织等多个产业链互联网应用，带动上下游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另外，还有近年声名鹊起的博依特科技，源于华南理工大学节能与过程优化的科研团队，长期从事流程工业基础和应用研究，已为国内数百家流程型制造业企业数智化转型提供方案。在这些公司的实践中，充分尊重和考虑一线熟练工（老师傅）的经验，并将这些经验提炼为可计算、可编程的技术语言，是产生成功方案的重要步骤。
上述实践显然还处在持续探索阶段。但无论如何，“关键点在于我们需要将生产视为创新体系的一部分” （威廉姆˙邦维利安、彼得˙辛格：《先进制造：美国的新创新政策》，第133页）。作为信息通信技术革命“脊梁”的集成电路，本身就是生产进步与科技进步共同促成的产品。当前迫切需要从理念到政策层面强调立足于制造业实体产业的发展来推进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的重要性，使新技术成为劳动生产过程中的助力器而不是控制阀。尤其不能使数字技术沿着为实现自动化而排斥一线工人经验的路径持续发展下去。而实施制度创新，突破僵化劳动分工，实现管理者、工程师、技术专家、程序员和普通一线劳动者等多方主体协力解决实体产业发展的具体问题，共同探索“包容性数字未来”，是首先应当迈出的关键性一步。
参考文献：
[1] Steven E. Jones，A gainst Technology： From the Luddites to Neo-Luddism，New York： Routledge，2006.
[2] Dani Rodirik，New Technologies，Global Value Chains，and the Developing Economies，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October 2018，http://www.nber.org/papers/w25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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