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款风波
张一湖
（一）“鬼”与“近鬼”设置障碍
在左宗棠的力争下，朝廷于光绪二年正月下谕允准左宗棠借洋款五百万两。
当时，正值云南“马嘉理案”发生之后，对中国极尽威吓之能事的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得知左宗棠要借洋款，立刻致函中国总理衙门，他们说已经发了电报回国，告诫国人，如果马嘉理案不能了结，就不准借钱给中国。
事实上，英国公使威妥玛等正策划以“马嘉理案”为借口兴兵入侵中国云南。当左宗棠出兵收复北疆的时候，英国人一方面是阻止国内商民借款给中国，另一方面则派特使密约俄罗斯出兵。其计划是：英国进兵云南，俄罗斯进兵新疆，俄、英两国东西对进，在中国攫取更大侵略利益。只是俄罗斯与英国并不那么亲密（两家在中亚争得不可开交），而且俄罗斯人对左宗棠非常了解，尚不敢在新疆境内公然与左宗棠作对，所以，没有接受英国的“建议”。
就国内而言，洋商在上海为多，借洋款必须由江苏海关出票、而且必须由两江总督签押。时任两江总督沈葆桢，左宗棠昔日的“亲密战友”，第一个上奏朝廷反对借款。后经左宗棠争取，朝廷批准了，沈葆桢仍坚持不予办理。
左宗棠见两江办不成，转而寻求浙江、广东等海关合作办理。过了一阵，沈葆桢忽又声称同意帮左宗棠办理，而且将这个差使交给了他的下属，而办理情形则杳无音信。据左宗棠的分析，沈葆桢此招，是既不想真帮左宗棠借款，而又以等待借款之名，拖延江苏应给左宗棠军的协饷。
对于借洋款，左宗棠其实是深知其弊的。新疆不得不复，大军不得不出。大军既出，数千里无后方作战，而无粮饷支撑，岂不是自取其败？所以，左宗棠提出借洋款，实在是出于不得已，而他内心则是不情愿的。他在给谭钟麟的信中写道：
弟前奏缓借洋款者，盖亦谓不屑求鬼，亦不屑求之近鬼之人耳。嗣接沪信，知英鬼阻借，亦由人指使致然。夫既人而鬼矣，岂可仰其鼻息乎哉？雪岩于吴、冯商借之事从未预闻，或者亦早知其圈套。（《左宗棠全集·书信与谭钟麟》）
左宗棠的信中提到了“鬼”和“近鬼之人”。“鬼”，即“英鬼”，亦即英国人。当时，英国人正千方百计阻挠中国收复新疆，并派出使节向中国总理衙门和左宗棠交涉，要求保留阿古柏政权作为中国的藩属，就像朝鲜、越南一样。
英国人的想法正与李鸿章的想法“不谋而合”。而左宗棠心里非常明白，李鸿章正是“近鬼之人”，表面是人，其实是鬼，而唯李鸿章马首是瞻的沈葆桢等人也在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左宗棠接到上海方面来信说，英国人阻止借款给中国，其实是“近鬼之人”使的鬼。
面对外鬼、内鬼的阻挠、破坏，左宗棠岂肯服输？左宗棠一听英国人不肯借款，立刻上奏朝廷，提出暂停借款。同时，他又指示胡光墉（胡雪岩），不一定要向英国借款，其它各国的款都可以借；不一定要经过江苏海关借款，可以经过浙江、广东海关借款。但经此一闹，借洋款的事就被拖了下来。
（二）“神队友”搅局
同治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总理衙门致函左宗棠，说日本使臣森里致函总理衙门，告知一个名叫许厚如的西征军“委员”（受委派人员）在上海与外国洋行商议借银七百万两。总理衙门以无此事驳回。不想森礼竟然亲自到总理衙门递交所谓“委员”名条，并称他正和这位“委员”办理借洋款事务。左宗棠得函大为骇异。借洋款一事，他只委托胡雪岩办理，并没有委派其他的“委员”。而且，经朝廷谕准，所借款项限五百万两，从无七百万两之说。
事情很快调查清楚：这位许厚如原来是金顺手下的一个道台，而他的道台官衔是花钱捐来的。许厚如犯有前科，被人参奏在案，本不应该录用。金顺驻扎肃州的时候，袁保恒向他推荐了许厚如，金顺就让许厚如干上了负责催收军饷的差事。
这次许厚如跑到上海，向日本领事提出借款七百万两，实则是金顺和许厚如因为听说胡光墉商借洋款的事有了眉目，便想搭此便车，多借二百万两作为军用——各省关拖欠金顺军饷实多，他自己又懒得催讨，全靠左宗棠死撑着。可是，金顺不知，借洋款是要请旨的，不是谁想借就能借的。他擅自派许厚如到上海找洋商借款，而且还打着左宗棠的旗号，就更是荒谬、甚至堪称癫狂了！问题是，经此一闹，有意向借款的洋商们顿时狐疑不定，胡光墉好不容易开展起来的工作，又只好停滞下来。
金顺这位“神队友”的神表现，叫左宗棠如何不气！但是，左宗棠为顾全大局，并没有明言责怪金顺。他在为此事给金顺的信中，只是告知事件经过，并嘱咐他不要相信日本使者的话。但在上总理衙门的函里，左宗棠还是表达了自己对于金顺的强烈不满和失望：
和甫（金顺字——作者注）阴柔成性，喜用挟智任数之人，与之共事有年，仍是两不相喻。其居心积虑，唯恐小处不能见长而已。随宜处置，当可不致失欢，若望其黾勉同心，受直谅之益，窃恐终有未能耳。（《左宗棠全集·书信·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三）丁日昌“夹杂”
借洋款的事，一直拖到光绪三年西征大军收复达坂、托克逊、吐鲁番之时仍未能实现。负责办理此事的胡光墉也很久没有给左宗棠来信。左宗棠知道胡光墉自有难处，也没有主动写信去询问、催促。其间，胡光墉写信给王加敏，告知筹借洋款“事多夹杂”。
胡光墉所说的“夹杂”之人，原来是时任福建船政大臣兼福建巡抚的丁日昌。左宗棠提出借洋款的时候，丁日昌尖锐反对。后来，左宗棠请借洋款得到朝廷允准，正在在办理交涉之际，丁日昌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自己也奏请朝廷，要求借洋款二百万两，用于洋防。丁日昌这么一“夹杂”，朝野自然议论纷纷。各地的督抚都跑去借洋款，也确实不是个办法。而洋商们也因此更多了一分疑虑。所以，左宗棠借洋款一事，又被延宕下来。
历史书评价，丁日昌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军械专家，早年曾入曾国藩幕府，后被李鸿章招致麾下，是江南制造局的实际创立者，也是一位具备远见卓识的洋务大员。沈葆桢升任两江总督后，举荐丁日昌为福建船政大臣兼福建巡抚，应当说，丁日昌是很称职的。福建船政大臣为左宗棠所倡设，沈葆桢为第一任，丁日昌为第二任，按理说，丁日昌对左宗棠多少还是应该有一点敬仰之意。但是，在私人情感以及政治主张方面，丁日昌显然是归属李鸿章阵营的。借洋款办理防务，乃沈葆桢首唱。左宗棠请借洋款，沈葆桢、丁日昌立刻竭力反对，列举借洋款的种种弊端、祸患。眼看左宗棠筹借洋款即将成功，丁日昌忽又跳出来请借洋款，其醉翁之意，难道仅在“洋款”二字而已？
（四）胡雪岩不负重托
西征军进军南路，势如摧枯拉朽，捷报频传。但是，洋款还是毫无音信。左宗棠焦急万分。他写信给胡光墉（字雪岩）说：
弟于春融进兵南路，甫及浃旬，先后将达坂、托克逊、吐鲁番及各名城要隘概行攻拔，斩获极多，戎机实为顺利。本可乘胜进取，以取破竹之势，适协款迟迟不到，四月以前，仅只收二十馀万，前欠各华款固未能清还，而前敌的粮转运脚价亦无从筹给，兴思及此，无任焦灼。现经克帅与文卿中丞共商，向秦中巨贾富室息借巨款，以应急需。并附奏恳敕拨部款二百万两，能否仰邀恩允，尚未可知，而此间情形已朝不谋夕矣。因思沪上为华商萃集之所，可否仿照洋款办法，向华商息借之处，指各省协饷作抵，而由陕甘总督、陕西巡抚出印票，以免仰面求人之烦，希即察酌情形，妥速筹办为荷（《左宗棠全集·书信·1395.与胡雪岩》）
左宗棠的意思是说，洋款既然不好办理，那就向华商借款，而由陕甘总督和陕西巡抚出具印票，这样就可以免受两江总督、总理衙门等处的辖制、掣肘，可将主动权抓在自己手里。从左宗棠给胡光墉的信来看，他对借洋款一事，似乎信心不是那么坚定了。
但是，能干的胡光墉最终没有辜负左宗棠的知遇之恩和千斤重托。经过不断努力，他终于与英国汇丰银行达成了借款协议！
英国汇丰银行同意借款，年息为一分。但是，汇丰银行只借先令，而先令在西北没人使用，不能流通。胡光墉又找到德国泰来洋行，由泰来洋行将先令转换为实银，但是，由于要承担先令涨跌的风险，所以，泰来洋行要收二厘五毫的利息。二者相加，所借洋款共需利息一分二厘五毫。
左宗棠立刻将胡光墉谈判结果上报总理衙门（因是涉外事务，所以须经总理衙门审核），请总理衙门知照英国、德国使臣办理。因此事早有上谕，所以总理衙门并不怠慢，立刻与英、德两国使臣取得联系，知照办理。
至此，眼看洋款一事就要尘埃落定了。但是，左宗棠心里还是隐隐担忧。因为英国谋划占领喀什噶尔，为安集延立国，遭到左宗棠严词拒绝。左宗棠担心英国会耍小伎俩。
但这回是真的办好了。光绪三年冬，左宗棠所借洋款终于运到，西征大军的饷事难关宣告度过！此后，随着新疆战事顺利进展，左宗棠又部署在新疆迅速恢复生产、建设，除饷银仍然千难万难之外，粮食、草料的困难却得到逐步的解决。
胡光墉从左宗棠任浙江巡抚时开始追随左宗棠，自己捐款捐物，帮左宗棠借款，帮左宗棠采购武器，帮左宗棠采购织造机械，帮左宗棠采购农用机械，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所以，左宗棠收复新疆，胡光墉的作用与贡献也是巨大的，甚至是不可替代的。
左宗棠与胡光墉私宜很深。但是两人之间的关系却是清清楚楚。光绪四年初，大概作为年节礼，胡光墉给左宗棠寄来了不少礼品。其中有一架黄金座的珊瑚和两盒大支的人参。左宗棠认为这两样东西太贵重了，不敢收受，于是将其退还。礼尚往来，左宗棠也给胡雪岩回赠了礼物，并写信说明：
承远惠多仪，谨已拜登。荷珠玉之奇珍，领山海之异味，关陲得此，尤感隆情。惟金座珊瑚顶并大参二件，品重价高，断不敢领。平生享用，未敢过厚，砼砼之性使然，谨原璧奉赵，即祈验收。乘便寄呈诸品，非敢言赠，亦投桃报李之微意耳。（《左宗棠全集·书信·1504.答胡雪岩》）
编辑：子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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